宋馥李/文
想知道陈行甲的年薪并不难，登录恒晖公益基金会的网站便可查询。其2024年年报显示，陈行甲从基金会获得的税前总收入为73万元，这个数字经过了理事会决议，当然也“远超过了他从政时的收入”。就整个基金会来说，其管理费用占比为8.7%，低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规定的10%红线。
陈行甲的收入当然是合法的。那合不合情理？是不是偏高了？在不同收入阶层的网友看来，当然会各有评价。
其实，陈行甲曾在很多场合公开袒露过心迹。他认为，现代公益不是简单的施与，而是一项需要复合型专业能力的社会工程。要吸引顶尖人才进入这个领域，离不开与其价值相匹配的薪酬体系。
根据其2024年年报，恒晖公益基金会有专职人员12人，这12人的学历状况是硕士学历5人，本科学历7人，平均年薪为32.7548万元。
这样的收入水平，在一线城市深圳也算体面。正如陈行甲所说的，问题的核心并非公益人该不该拿工资，而在于薪酬制度是否公允、透明、经得起追问，要求公益人“用爱发电”是一种不公的“道德绑架”。
现代公益正逐步成长为一个需要专业能力、系统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专门领域，涵盖大病救治、儿童救助、养老事业、对残障人士的服务等。人们常用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”来形容其核心价值，授渔比之于授鱼，显然是聚焦于“长期能力建设”的复杂工作，传授者首先要懂渔，还要有意愿去教授“渔的方法”。
该如何理解这种专业性和复杂性，多年前曹德旺先生的一次善款捐赠颇有启示。
2011年，中国西南地区遭受罕见的旱灾，曹德旺、曹晖父子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、贵州等五省区贫困家庭捐赠2亿元。区别于一般的捐赠行为，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执行条件：他要求半年内将善款发放至近10万农户手中，且必须是经过精准识别的受灾、贫困农户，差错率不超过1%，管理费不超过善款总额的3%，并设立30倍赔偿的违约责任条款。
那一次，曹德旺开创了公益慈善问责的先河，也对公众做了一次普及：公益慈善即便仅仅是“给钱”，要给到真正需要的人，也需要专业团队来实现，并付出一定成本。而曹德旺先生的精明就在于，他提前测算了执行的成本：包括公益机构的行政办公费、员工工资、执行费用和精准识别受助对象所需的调查成本。
最终，这笔2亿元的捐赠得到了较好地执行，曹先生也在公益慈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由此可见，公益组织“会花钱”，本身就是一种专业能力。从恒晖公益基金会的实施项目来看，除了探索因病致贫解决方案的“联爱工程”，还有为欠发达地区儿童组织夏令营的“读书去看山外面的海”项目，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的“知更鸟”项目，为新冠肺炎疫情中牺牲的医务工作者、公安干警等子女提供教育成长关怀的“传薪计划”。
这些项目要实现其公益目标，需要较高的资源统筹能力和执行力，绝不是临时招募的志愿者所能承担，需要匹配专门的公益人予以长期跟进。
其实，陈行甲选择公开并加以宣示，就意味着会进入公众视野、接受拷问，而他也等到了这样的拷问。或许，只有经历了这些，“羞于谈钱”的公益文化土壤，公益人要“甘于奉献”的观念水位，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。当社会依然普遍将公益与“奉献”紧密联系时，公益从业者的形象理应得到一次重塑：公益人选择做公益，是出于使命感，并不意味着必须过清贫的生活。
最新的消息，陈行甲有了新的选择，在争议的风口中，他宣布将交棒给年轻人，不再领取基金会的收入，并和俞敏洪达成了一项合作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聘请陈行甲为新东方教育、东方甄选、新东方文旅的总顾问，年薪150万元人民币。同时，俞敏洪会加入恒晖公益基金会，每年捐赠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善款。
这是一个很意外的转向。不过我们能确认的是，陈先生和俞先生的合作似早有端倪，他们对中国的社会观念和商业土壤，均有着较为深切的认知。这或许是解决“陈行甲收入问题”的一个很有创意的好办法，也充分体现了企业家处理问题的智慧。
（作者 宋馥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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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馥李
城市版主编 城市与政府事务研究院院长 专注地方时政和区域经济，以中观视角观察中国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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